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 • 二
筹备
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用难以置信的精力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他和所有的专家建立了联系;恳请与此有关的政府给予开发权;为了筹措必要的资金,他在欧美两洲展开了一场征集活动。而由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所发出的冲击力竟是如此强烈,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执着,他对于电是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所抱的信心又是如此坚定,致使35万英镑的原始启动资金在英国几天之内就被认购完了。其实,为了创办这家电报建设和维修公司只要把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的最有钱的商人邀集在一起就够了。可是在认购股份者的名单中还有萨克雷和拜伦夫人的名字——当然,他们完全没有做生意的附带目的,而仅仅是为了促进事业,出于道义上的热忱。在那斯蒂芬森、布鲁内尔和其他伟大工程师的时代,对一切技术和机器所抱的乐观主义始终笼罩着英国。为了一项完全幻想的冒险计划筹措一笔巨款,只要一声号召,就有人贷款,作为自己终身年金的基金——没有比这更能形象地说明那种乐观主义了。
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名利场》。拜伦夫人,指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妻子安妮·伊莎贝拉·米尔班克(AnneIsabellaMilbanke,1792—1860),她本人是数学家,1815年1月与拜伦结婚,1816年1月忽然回到娘家,提出分居要求,从而使拜伦愤然移居意大利。米尔班克于1856年成为温特沃思男爵夫人,其时拜伦已去世32年。乔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1781—1848),英国著名工程师和发明家,火车机车发明者,此前曾发明矿山安全灯,1830年建成(利物浦至曼彻斯特)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爵士(SirMarcIsambardBrunel,1769—1849),发明家和工程师,生于法国,1793年作为法国革命的难民逃到纽约,从事工程建筑,1799年到英国,发明组装造船法,1825至1843年建造泰晤士河隧道。
不过,在这伊始之初,唯一有把握的大概也就是这笔铺设电缆所需要的估计费用。至于技术上究竟如何实施,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类似这样规模的工程在19世纪还从未有人设想过和计划过。而铺设一条横跨整个大西洋的电缆又怎么能同在多佛和加莱之间的那条水下电线相比呢?在那里铺设水下电线只要从一艘普通的明轮汽船的露天甲板上卷下30或40英里长的电线就行了。而把又粗又重的电缆沉入大洋,就像从绞盘上松下锚链一般。在海峡铺设水下电线,可以静静地等候特别风平浪静的一天。对于那里的海底深度人们也已了解得十分清楚。海峡的此岸和彼岸又都始终在视线之内,可以避免任何危险的意外。在那里铺设水下电线只需一天的时间就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而铺设那根横越大西洋的电缆至少得持续航行三个星期,在这期间,比海峡水下电线长100倍和重100倍的电缆的卷筒就不能一直放在露天的甲板上,还姑且不说各种不测风云的恶劣天气。此外,当时也没有这样一艘巨船,能在货舱里容纳下这么多的由铁、铜、古塔胶制成的庞然电缆。由于当时没有一艘船能承载这样的重量,所以至少需要两艘船,而且这两艘主力船还必须由其他船只伴随,以便准确地保持在最短的航线之内和遇到意外时能得到救援。虽然英国政府为此提供了它的最大的战舰之一——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曾作过旗舰的“阿伽门农”号;美国政府提供了一艘五千吨级的三桅战舰“尼亚加拉”号(这在当时是最大的吨位了),但这两艘船必须先进行特殊的改建,才能在船体内藏下那条要把两大洲联系起来、没有尽头的电缆的各一半。毫无疑问,主要问题仍然在于电缆本身。要制成这样一条联系世界两大洲的巨大无比的脐带,技术上的要求简直不堪设想。因为这条电缆一方面必须像钢索一样坚实和不能断裂,同时又必须相当柔软,以便能轻易地进行铺设。它必须经受得起任何压力、任何重量,但卷起来又要像丝线一样光滑。它必须是实心的,但又不能塞得太满;它一方面必须坚固,另一方面又必须十分精密,以便能让最微弱的电流传送到两千海里以外。在这条巨大的电缆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点点裂缝、一点点不平整,就会破坏在这十四天航程的线路上的传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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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佛(Dover),英格兰东南部一城镇,濒多佛海峡,距伦敦108公里。加莱(Calais),法国北部重要海港,濒多佛海峡,与英国的多佛隔海相望。
但是仍然有人敢干!现在,几家工厂日日夜夜地在制造这种电缆。这种个人的精灵般的意志驱使着所有的轮子在向前转动。铁和铜的矿冶厂全都围着这一根电缆转。为了替如此之长的电缆制造古塔胶保护层,全部橡胶树林都必须流淌乳胶汁。为了说明这项工程的巨大规模,这样的比方是最形象不过了:绕在电缆里的万英里长的单股铜铁丝可以绕地球13圈,如果连成一根线,能把地球和月球连接起来。自从《圣经》上记载有通天塔以来,人类没有敢去想还有比它更宏伟的工程。
初航
隆隆的机器声响了一年,从工厂运来的电缆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细纱线似的不停地绕进两艘船的内舱,在缠绕了上万转以后,每艘船上终于装满了全部电缆各一半的线盘。铺设电缆用的笨重的新机器也已设计完毕并且安装好了。这些机器都配有剎车和倒转装置,能连续工作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不间歇地将电缆沉放到大西洋的深处。最优秀的电气专家和技术专家,其中包括莫尔斯本人,都集中在船上,以便在整个铺设过程中始终用仪器进行监测电流是否中断。新闻记者和画家们也都到船队上来,为的是要用语言和画笔描写这一次自哥伦布和麦哲伦以来最激动人心的远航。
启航的一切工作终于准备就绪。虽然怀疑论者至今仍然占着多数,但全英国的公众兴趣现已热烈地转到这一壮举上来。1857年8月5日,在爱尔兰瓦伦西亚的一个小海港,数百条舢板和小船团团围住这一支前去铺设海底电缆的船队,为的是要目睹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要亲眼看一看电缆的一端是怎样用小船驳到海岸上、固定在欧洲坚实的陆地上的。一次盛大的告别仪式自然而然形成了。政府派来了代表,致了贺词。一位神父在他感人的讲话中祈求上帝保佑这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啊,永恒的主,”他这样开始,“是你使天空放晴,是你主宰着海潮,风浪全听你的召唤,请你以慈悲之心看着你下界的仆人……在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中,请你为我们排解可能遇到的一切灾难险阻。”接着,数千只手和帽子从岸边和海面向船队挥动。陆地渐渐地变得朦胧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之一正试探着要变成现实。
失败
原先计划“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这两艘大船——它们各自运载着电缆的一半——一起驶往大西洋中部的一个约定地点,在那里先将两半的电缆接上,然后一艘船朝西驶向纽芬兰,另一艘船朝东驶向爱尔兰。但是觉得在第一次试验时就把全部昂贵的电缆都用上未免太冒失,于是决定宁可从大陆出发铺设第一段线路,因为当时还不能肯定,从海底传来的电报讯号在经过如此漫长的距离之后是否继续保持正常。
从大陆出发把电缆铺设到大西洋中部的任务交给了两艘船中的“尼亚加拉”号。这艘美国三桅战舰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预定方向驶去,一边像一只蜘蛛似的从它庞大的躯体内不停地在后面留下那根线。一架铺设机在甲板上慢慢腾腾地发出有节奏的嘎嘎声——就像锚链从绞盘上向下沉入水底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所有的海员都非常熟悉。几小时以后,船上的人对这种有规律的碾磨似的声音已不再注意,就像他们不注意自己心脏的跳动。
船越驶越远,电缆不停不歇地从船体的龙骨后面沉入大海。这样一次冒险行动似乎显得一点都不惊险。只是在一间特别舱室里坐着电学专家,在仔细倾听,一直和爱尔兰的陆地交换着讯号。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海岸早已望不见,但从水底电缆传来的电报讯号依然十分清晰,就像从欧洲的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似的。船已经离开浅水区,也越过了爱尔兰后面的一部分所谓深海高地,而这根金属粗线却始终不停地在龙骨后面沉入海底,犹如从沙漏流下来的沙,同时通过它发出讯号和接收讯号。
电缆已经铺了335海里,已比从多佛到加莱的水下电线距离长十倍多;没有把握的头五天五夜已经过去。到了8月11日晚上——第六个晚上,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已上床就寝,经过许多小时的工作和兴奋之后他也该休息一下了。这时,那嘎嘎的绞盘声突然停止——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在行驶的列车上睡着了的人,当机车猛一停住时他就会醒来,磨坊主人当磨盘突然停止时他就会在床上惊醒,正如这种情况一样,船上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醒了,急急忙忙跑到甲板上。第一眼就发现:放缆机的出口处已空空如也。电缆突然从绞盘上滑落下去;要想马上找到那扯断的一头显然是不可能的,要想现在找到掉在深水里的那一头并重新捞上来,更是不可能。可怕的意外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技术差错毁掉了几年的工作。这些出发时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人现在却要作为失败者回到英国去。一切讯号突然沉寂的坏消息也早已在英国传开。
再次失败
唯一不动摇的人是赛勒斯·菲尔德,他既是英雄又是商人,他正在算着一笔账。损失了什么呢?——三百多海里长的电缆,约十万英镑的股本;而更使他心情颓唐的,或许是那无法弥补的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只有到了夏季才能指望有出航的好天气,而今年的夏季早已逝去了许多;但在另一张纸上他又记着一笔小小的收获。他们在这第一次试验中获得了许多实践经验。电缆本身证明是可用的,这样就可以把电缆卷起来收拾好,为下一次远征时用。只是放缆机必须进行改装,这次电缆倒霉地折断,就是放缆机出的毛病。
等待和准备的一年就这样又过去了。1858年6月10日,仍旧是这两艘船,带着新的勇气和载着旧的电缆再次启航。由于第一次航行时水下传来的电报讯号没有出现异常,所以这一次又恢复了原来的旧方案:在大西洋中部开始,分别向两岸铺设电缆。这一次新航行的最初几天平平常常地过去了。因为要到第七天才在预先计算好的地点开始铺设电缆——正式的工作才算开始,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人就像乘船兜风——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放缆机停在那里没有工作,水手们还可以休息一阵,欣赏这美好的天气,正是:晴空万里,风平浪静。大海似乎显得也太平静了。
可是到了第三天,“阿伽门农”号船长已暗暗感到不安。气压计向他表明,水银柱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下降。一场特大的暴风雨正在逼近,而事实上,第四天暴风雨就来了。像这样的暴风雨,就连大西洋上最老练的水手也难得遇到。而这样的飓风骤雨恰恰让这艘英国铺缆船——“阿伽门农”号给遇上了,真是倒霉透顶。这艘英国海军的旗舰原是一艘装备精良的船,曾在所有的海洋上和战争中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它本来完全可以对付这种恶劣的天气。但不幸的是这艘船为了铺设电缆而进行了彻底的改装,以便使船舱能负载巨大的重量。而且现在这艘船又不同于一艘货轮,在一艘货轮上,可以把重量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船舱,但在这艘船上,巨大电缆的全部重量都落在船中央,船头只吃到一部分重量,这就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船每颠簸一次,摆动都要增加一倍。于是,狂风巨浪就能拿自己的这件牺牲品做最危险的游戏;船一会儿倾斜到右,一会儿倾斜到左,一会儿向前抬,一会儿向后仰,几乎倾斜到与水面呈45°角。冲来的巨浪扑打到甲板上,把所有的东西击得粉碎。有一次,由于巨浪的猛烈撞击,使整条船从龙骨到桅扞摇晃不停,这一新的灾难使得甲板上的挡煤板坍塌了。全部煤块像黑色的冰雹哗啦啦地往下撒落,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煤块打在那些本来已经精疲力竭、流着鲜血的水手们的身上。有几个在煤块的倾泻之下受了伤,另外几个在厨房里被倒下来的锅炉烫伤。一名水手在这样的十天暴风雨中变得神经错乱。有人已在考虑最后一招:把那倒霉的电缆扔一部分到海里去。幸亏船长反对,他不愿为此承担责任,而且他做的也是对的。“阿伽门农”号在经受了种种不可名状的考验之后总算熬过了这十天的狂风巨浪,尽管晚了许多时间,终于能够在预先约定的洋面上和其他船只相会,并且在那里开始铺设电缆。
可是现在才发觉,经过这样持续不断的颠簸滚动,这批绕着数千圈电缆的宝贵而又容易弄伤的货物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有些地方乱成一团,有些地方的古塔胶保护层磨破或者划破了。尽管如此,船上的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试了几次,想把这样的电缆铺下去,而结果无非是白白扔掉了大约两百海里的电缆,它们像废物似的消失在大海之中。也就是说,第二次试验又失败了,他们灰溜溜地回来而不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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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用难以置信的精力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他和所有的专家建立了联系;恳请与此有关的政府给予开发权;为了筹措必要的资金,他在欧美两洲展开了一场征集活动。而由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所发出的冲击力竟是如此强烈,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执着,他对于电是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所抱的信心又是如此坚定,致使35万英镑的原始启动资金在英国几天之内就被认购完了。其实,为了创办这家电报建设和维修公司只要把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的最有钱的商人邀集在一起就够了。可是在认购股份者的名单中还有萨克雷和拜伦夫人的名字——当然,他们完全没有做生意的附带目的,而仅仅是为了促进事业,出于道义上的热忱。在那斯蒂芬森、布鲁内尔和其他伟大工程师的时代,对一切技术和机器所抱的乐观主义始终笼罩着英国。为了一项完全幻想的冒险计划筹措一笔巨款,只要一声号召,就有人贷款,作为自己终身年金的基金——没有比这更能形象地说明那种乐观主义了。
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名利场》。拜伦夫人,指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妻子安妮·伊莎贝拉·米尔班克(AnneIsabellaMilbanke,1792—1860),她本人是数学家,1815年1月与拜伦结婚,1816年1月忽然回到娘家,提出分居要求,从而使拜伦愤然移居意大利。米尔班克于1856年成为温特沃思男爵夫人,其时拜伦已去世32年。乔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1781—1848),英国著名工程师和发明家,火车机车发明者,此前曾发明矿山安全灯,1830年建成(利物浦至曼彻斯特)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爵士(SirMarcIsambardBrunel,1769—1849),发明家和工程师,生于法国,1793年作为法国革命的难民逃到纽约,从事工程建筑,1799年到英国,发明组装造船法,1825至1843年建造泰晤士河隧道。
不过,在这伊始之初,唯一有把握的大概也就是这笔铺设电缆所需要的估计费用。至于技术上究竟如何实施,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类似这样规模的工程在19世纪还从未有人设想过和计划过。而铺设一条横跨整个大西洋的电缆又怎么能同在多佛和加莱之间的那条水下电线相比呢?在那里铺设水下电线只要从一艘普通的明轮汽船的露天甲板上卷下30或40英里长的电线就行了。而把又粗又重的电缆沉入大洋,就像从绞盘上松下锚链一般。在海峡铺设水下电线,可以静静地等候特别风平浪静的一天。对于那里的海底深度人们也已了解得十分清楚。海峡的此岸和彼岸又都始终在视线之内,可以避免任何危险的意外。在那里铺设水下电线只需一天的时间就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而铺设那根横越大西洋的电缆至少得持续航行三个星期,在这期间,比海峡水下电线长100倍和重100倍的电缆的卷筒就不能一直放在露天的甲板上,还姑且不说各种不测风云的恶劣天气。此外,当时也没有这样一艘巨船,能在货舱里容纳下这么多的由铁、铜、古塔胶制成的庞然电缆。由于当时没有一艘船能承载这样的重量,所以至少需要两艘船,而且这两艘主力船还必须由其他船只伴随,以便准确地保持在最短的航线之内和遇到意外时能得到救援。虽然英国政府为此提供了它的最大的战舰之一——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曾作过旗舰的“阿伽门农”号;美国政府提供了一艘五千吨级的三桅战舰“尼亚加拉”号(这在当时是最大的吨位了),但这两艘船必须先进行特殊的改建,才能在船体内藏下那条要把两大洲联系起来、没有尽头的电缆的各一半。毫无疑问,主要问题仍然在于电缆本身。要制成这样一条联系世界两大洲的巨大无比的脐带,技术上的要求简直不堪设想。因为这条电缆一方面必须像钢索一样坚实和不能断裂,同时又必须相当柔软,以便能轻易地进行铺设。它必须经受得起任何压力、任何重量,但卷起来又要像丝线一样光滑。它必须是实心的,但又不能塞得太满;它一方面必须坚固,另一方面又必须十分精密,以便能让最微弱的电流传送到两千海里以外。在这条巨大的电缆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点点裂缝、一点点不平整,就会破坏在这十四天航程的线路上的传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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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佛(Dover),英格兰东南部一城镇,濒多佛海峡,距伦敦108公里。加莱(Calais),法国北部重要海港,濒多佛海峡,与英国的多佛隔海相望。
但是仍然有人敢干!现在,几家工厂日日夜夜地在制造这种电缆。这种个人的精灵般的意志驱使着所有的轮子在向前转动。铁和铜的矿冶厂全都围着这一根电缆转。为了替如此之长的电缆制造古塔胶保护层,全部橡胶树林都必须流淌乳胶汁。为了说明这项工程的巨大规模,这样的比方是最形象不过了:绕在电缆里的万英里长的单股铜铁丝可以绕地球13圈,如果连成一根线,能把地球和月球连接起来。自从《圣经》上记载有通天塔以来,人类没有敢去想还有比它更宏伟的工程。
初航
隆隆的机器声响了一年,从工厂运来的电缆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细纱线似的不停地绕进两艘船的内舱,在缠绕了上万转以后,每艘船上终于装满了全部电缆各一半的线盘。铺设电缆用的笨重的新机器也已设计完毕并且安装好了。这些机器都配有剎车和倒转装置,能连续工作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不间歇地将电缆沉放到大西洋的深处。最优秀的电气专家和技术专家,其中包括莫尔斯本人,都集中在船上,以便在整个铺设过程中始终用仪器进行监测电流是否中断。新闻记者和画家们也都到船队上来,为的是要用语言和画笔描写这一次自哥伦布和麦哲伦以来最激动人心的远航。
启航的一切工作终于准备就绪。虽然怀疑论者至今仍然占着多数,但全英国的公众兴趣现已热烈地转到这一壮举上来。1857年8月5日,在爱尔兰瓦伦西亚的一个小海港,数百条舢板和小船团团围住这一支前去铺设海底电缆的船队,为的是要目睹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要亲眼看一看电缆的一端是怎样用小船驳到海岸上、固定在欧洲坚实的陆地上的。一次盛大的告别仪式自然而然形成了。政府派来了代表,致了贺词。一位神父在他感人的讲话中祈求上帝保佑这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啊,永恒的主,”他这样开始,“是你使天空放晴,是你主宰着海潮,风浪全听你的召唤,请你以慈悲之心看着你下界的仆人……在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中,请你为我们排解可能遇到的一切灾难险阻。”接着,数千只手和帽子从岸边和海面向船队挥动。陆地渐渐地变得朦胧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之一正试探着要变成现实。
失败
原先计划“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这两艘大船——它们各自运载着电缆的一半——一起驶往大西洋中部的一个约定地点,在那里先将两半的电缆接上,然后一艘船朝西驶向纽芬兰,另一艘船朝东驶向爱尔兰。但是觉得在第一次试验时就把全部昂贵的电缆都用上未免太冒失,于是决定宁可从大陆出发铺设第一段线路,因为当时还不能肯定,从海底传来的电报讯号在经过如此漫长的距离之后是否继续保持正常。
从大陆出发把电缆铺设到大西洋中部的任务交给了两艘船中的“尼亚加拉”号。这艘美国三桅战舰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预定方向驶去,一边像一只蜘蛛似的从它庞大的躯体内不停地在后面留下那根线。一架铺设机在甲板上慢慢腾腾地发出有节奏的嘎嘎声——就像锚链从绞盘上向下沉入水底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所有的海员都非常熟悉。几小时以后,船上的人对这种有规律的碾磨似的声音已不再注意,就像他们不注意自己心脏的跳动。
船越驶越远,电缆不停不歇地从船体的龙骨后面沉入大海。这样一次冒险行动似乎显得一点都不惊险。只是在一间特别舱室里坐着电学专家,在仔细倾听,一直和爱尔兰的陆地交换着讯号。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海岸早已望不见,但从水底电缆传来的电报讯号依然十分清晰,就像从欧洲的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似的。船已经离开浅水区,也越过了爱尔兰后面的一部分所谓深海高地,而这根金属粗线却始终不停地在龙骨后面沉入海底,犹如从沙漏流下来的沙,同时通过它发出讯号和接收讯号。
电缆已经铺了335海里,已比从多佛到加莱的水下电线距离长十倍多;没有把握的头五天五夜已经过去。到了8月11日晚上——第六个晚上,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已上床就寝,经过许多小时的工作和兴奋之后他也该休息一下了。这时,那嘎嘎的绞盘声突然停止——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在行驶的列车上睡着了的人,当机车猛一停住时他就会醒来,磨坊主人当磨盘突然停止时他就会在床上惊醒,正如这种情况一样,船上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醒了,急急忙忙跑到甲板上。第一眼就发现:放缆机的出口处已空空如也。电缆突然从绞盘上滑落下去;要想马上找到那扯断的一头显然是不可能的,要想现在找到掉在深水里的那一头并重新捞上来,更是不可能。可怕的意外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技术差错毁掉了几年的工作。这些出发时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人现在却要作为失败者回到英国去。一切讯号突然沉寂的坏消息也早已在英国传开。
再次失败
唯一不动摇的人是赛勒斯·菲尔德,他既是英雄又是商人,他正在算着一笔账。损失了什么呢?——三百多海里长的电缆,约十万英镑的股本;而更使他心情颓唐的,或许是那无法弥补的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只有到了夏季才能指望有出航的好天气,而今年的夏季早已逝去了许多;但在另一张纸上他又记着一笔小小的收获。他们在这第一次试验中获得了许多实践经验。电缆本身证明是可用的,这样就可以把电缆卷起来收拾好,为下一次远征时用。只是放缆机必须进行改装,这次电缆倒霉地折断,就是放缆机出的毛病。
等待和准备的一年就这样又过去了。1858年6月10日,仍旧是这两艘船,带着新的勇气和载着旧的电缆再次启航。由于第一次航行时水下传来的电报讯号没有出现异常,所以这一次又恢复了原来的旧方案:在大西洋中部开始,分别向两岸铺设电缆。这一次新航行的最初几天平平常常地过去了。因为要到第七天才在预先计算好的地点开始铺设电缆——正式的工作才算开始,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人就像乘船兜风——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放缆机停在那里没有工作,水手们还可以休息一阵,欣赏这美好的天气,正是:晴空万里,风平浪静。大海似乎显得也太平静了。
可是到了第三天,“阿伽门农”号船长已暗暗感到不安。气压计向他表明,水银柱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下降。一场特大的暴风雨正在逼近,而事实上,第四天暴风雨就来了。像这样的暴风雨,就连大西洋上最老练的水手也难得遇到。而这样的飓风骤雨恰恰让这艘英国铺缆船——“阿伽门农”号给遇上了,真是倒霉透顶。这艘英国海军的旗舰原是一艘装备精良的船,曾在所有的海洋上和战争中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它本来完全可以对付这种恶劣的天气。但不幸的是这艘船为了铺设电缆而进行了彻底的改装,以便使船舱能负载巨大的重量。而且现在这艘船又不同于一艘货轮,在一艘货轮上,可以把重量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船舱,但在这艘船上,巨大电缆的全部重量都落在船中央,船头只吃到一部分重量,这就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船每颠簸一次,摆动都要增加一倍。于是,狂风巨浪就能拿自己的这件牺牲品做最危险的游戏;船一会儿倾斜到右,一会儿倾斜到左,一会儿向前抬,一会儿向后仰,几乎倾斜到与水面呈45°角。冲来的巨浪扑打到甲板上,把所有的东西击得粉碎。有一次,由于巨浪的猛烈撞击,使整条船从龙骨到桅扞摇晃不停,这一新的灾难使得甲板上的挡煤板坍塌了。全部煤块像黑色的冰雹哗啦啦地往下撒落,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煤块打在那些本来已经精疲力竭、流着鲜血的水手们的身上。有几个在煤块的倾泻之下受了伤,另外几个在厨房里被倒下来的锅炉烫伤。一名水手在这样的十天暴风雨中变得神经错乱。有人已在考虑最后一招:把那倒霉的电缆扔一部分到海里去。幸亏船长反对,他不愿为此承担责任,而且他做的也是对的。“阿伽门农”号在经受了种种不可名状的考验之后总算熬过了这十天的狂风巨浪,尽管晚了许多时间,终于能够在预先约定的洋面上和其他船只相会,并且在那里开始铺设电缆。
可是现在才发觉,经过这样持续不断的颠簸滚动,这批绕着数千圈电缆的宝贵而又容易弄伤的货物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有些地方乱成一团,有些地方的古塔胶保护层磨破或者划破了。尽管如此,船上的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试了几次,想把这样的电缆铺下去,而结果无非是白白扔掉了大约两百海里的电缆,它们像废物似的消失在大海之中。也就是说,第二次试验又失败了,他们灰溜溜地回来而不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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